歷史上，民間收藏凡收藏成規模者，中華最具要么是傳承藏資帝王將相，要么是影響達官顯貴，要么就是力人名人仕子。為什么？道理很簡單，群收一是民間收藏“無以果腹，何以藏金”，中華最具二是傳承藏資“居無定所，無以藏笈”，影響三是力人“目不識丁，何談文化”。群收庶民百姓既無能力參與大規模收藏活動，民間收藏也無能力參與大規模古玩文物的中華最具破壞性活動。

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傳承藏資，幾千萬平民百姓參與收藏活動的事情，在上世紀90年代出現了，帝王將相達官顯貴們的“專利”，被極限地平民化了。幾千萬平民百姓打著“破四舊”的旗號大肆破壞古玩文物的事件，也在上世紀60年代發生了，甚至許多幾百上千年的古剎名寺和歷史名人墓地，也未能幸免。

現在70歲上下年紀的人都理當記得，晚清、民國乃至明代的陶瓷、雜件、書畫等古玩文物，65年前是確鑿的許多人家都有。但那時日遷徙搬家是家常便飯，而且大都像現在稍稍富有一點的人家喬遷新居，舊的家具電器舍棄不要一樣，瓶瓶罐罐以及墻上的書畫大都舍棄不要。

傅正初先生說，“廢興之際，大家敗落，傳家之寶亦多湮沒。抑或流落市肆，幾經轉手，豈易留得嶄新整齊？猶憶十年浩劫，古舊物品一概視為罪證，唯恐棄之不速。故民間藏百器，是已銷其九九矣”。

以前在文博考古單位工作的專家學者的結論同傅正初先生的觀點不謀而合，真正的宋、元、明三代乃至清代的官窯名瓷，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故宮博物院，后來從中調撥了一批支援部分省市博物館。因此，民間縱使流傳有宋元明清四朝名瓷，幾百上千年，歷經天災人禍戰亂，必已所剩無幾。

清朝乾隆年間的寵臣紀曉嵐，曾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述，他偶遇一婦人出賣類似哥窯筆舔的出土小器，很是喜歡，但該器有點小毛病，猶豫再三，終于放棄。此后他研究了《廣異志》等記述，發現那小器竟是“朱盞”，唐宋時期研磨朱砂的。踏破鐵鞋無覓處的古物，怎么就輕易放走了呢？于是四處打探找到那名婦人，“朱盞”早已易主。紀曉嵐告誡后人，有人寧愿花大價錢去買仿制的贗品，真正幾百年的老古董，卻因為一點必然會存在的小瑕疵，竟任它失之交臂，有眼無珠。

這是200多年前發生的一件小事，那時日遺珍尚且如此稀貴，今日的許多“收藏家”屈指一算，便是家藏幾件甚或幾十件宋代汝、鈞、哥、定以及元、明、清青花等名窯名器，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與之相反，幾千萬平民百姓涌進收藏領域，原本一件明瓷100個收藏者在尋找，突然間變成10000個收藏者在爭奪，贗品制造業應運而大興大盛，乃至如今的贗品漫天飛舞。

因此，踏上收藏之旅，收藏愛好者一定要先端正一個認識，那便是，歷史上遺傳至今的古玩文物，因為出現過文化認知嚴重缺失的年代，毀損嚴重，決不可能“千萬古玩店，家家盡古玩”。但又并非絕無僅有，沒有被發現的古玩文物，仍然是有的。改革開放后，大規模的基建，讓不少古玩文物面世，這個數字可能是驚人的。

那么，怎樣從收藏的視角看文化?文化是收藏品的內涵和外延。比如一只青花瓷瓶，紋飾圖案畫的是什么內容，寓指什么，好不好，好在哪里，器型漂不漂亮等，這些都是文化范疇的東西。而釉、胎、制造工藝以及誰人所有、產自何時以及社會地位如何等，便屬于外延的部分，可以匡正在文明的范疇。所以說，任何一件有價值的歷史古玩文物，一定是文化和文明的集合體，理所當然也就是歷史的承載體。

我們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流”的是什么?流的是光陰，光陰的腳印存留在歷史前進的每一個節點上。這個節點，便是物質，是國家館藏和民間收藏的每一件有價值的古玩文物。沒有大量國家館藏和民間收藏的傳世和出土文物的佐證，中華文明便是子虛烏有。收藏的貢獻，不可謂不大。

因此，我們理當認識到，真正意義上的收藏，應該源發于對歷史的一種真誠敬畏，對文化的一種深刻認知。因此又可以說，我們在收藏古舊物品的時候。不管你是否自覺，凡收藏古玩文物，事實上就是在收藏歷史文化，在為歷史文化拾遺補缺。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是民間收藏補充或者校正現存歷史文化讀本的貢獻，究竟有多大。

事實上，在民間收藏家中，收藏一二件珍稀上等級文物的還大有人在。他們為補充或者校正歷史文化篇章作出的貢獻，理當得到社會的認可。民間收藏是文化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相信今天的學者們不至于輕易地嗤之以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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