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阜陽市博物館二樓通史展廳“商周南漸”單元，阜陽一組帶有族徽的市博商周銅爵顯得格外引人注目。“酉”字銅爵、物館“月己”銅爵作為其中的族徽典型代表，見證著商周時期中央王朝勢力向淮河流域滲透的銅爵歷史過往。

　　淮河流域屢見國寶重器

　　在展出的見證這組銅爵中，居首的南漸“酉”字銅爵，1971年11月出土于潁上縣半崗鎮邱家湖行蓄洪區最西端的過往趙集村王拐子（1996年劃歸關屯鄉）。

　　據《潁上縣志（1949—2009）》記載，阜陽“酉”字銅爵高20.5厘米，市博商周尖尾上翹，物館卵形腹，族徽三棱尖錐足，銅爵柱頭有圓渦紋，見證腹部裝飾有饕餮紋。南漸

　　已故考古學家鄒衡認為，“酉”族應是居于殷墟的商人（或夏朝的遺民），潁河上游是夏文化的發祥地，“酉”族的分支在歷史變遷中順潁水而下，約略于殷商中晚期定居潁尾是有可能的。

　　“酉”字銅爵的發現，為研究商人與“淮夷”的關系提供了寶貴的資料。而見于阜陽地區的“月己”銘族徽銅爵則見證了商周南漸過程中民族融合的歷史。

　　“解放后，阜陽地區曾發現三件‘月己’銅爵，出土地分別為潁上縣半崗鎮趙集、王崗鎮王崗村和臨泉城西商代墓葬。”阜陽市博物館保管部主任黃海燕介紹，據阜陽市博物館原館長生前口述，帶有“月己”銘族徽的器物在國內其他地方沒有發現過，但在日本的文物著作中有記載，推測是1944年日軍攻占潁上期間掠奪去的。

　　以阜陽市博物館陳列的這件“月己”銘族徽銅爵為例，商代青銅酒器，高19.5厘米，1972年春于王崗鎮鄭小莊北地池塘邊出土，形制與“酉”字銅爵基本相同，但紋飾較前者粗獷清晰，下腹部飾有“月己”銘文。

　　已故考古學家王迅在《東夷文化與淮夷文化研究》中認為，商代“月己”族群應當是東夷“己”姓族群支族南遷淮河以北地區后，與當地土著族群融合形成的部落，曾經活躍在淮河中游、潁河下游一帶。

　　商周南漸促進民族融合

　　上世紀70年代以來，出土“酉”字銅爵的潁上縣半崗鎮趙集村王拐子地處潤河與淮河交匯處；出土“月己”銅爵的潁上縣王崗鎮鄭小莊位于潁河與淮河交匯處，歷史上被稱作“潁尾”。不難發現，這些出土文物都與商周文化有著不同尋常的關聯。

　　阜陽市博物館副館長楊玉彬認為，在潤河流域分布的眾多商周遺存中，阜南臺家寺遺址、潁上王崗遺址、潁上銅臺子遺址存續年代前承后續，是商周王朝勢力盤踞本區的三處重要軍事據點，其空間位置的選定，均與中原王朝實施對潤水廊道的經營、管控活動密切相關。

　　“商周時期中原王朝經營、管控潤水廊道，必然要派出人員加強對淮河流域的管理。他們在與東夷的交往過程中，從商王朝的核心控制區域帶來了以青銅器鑄造為代表的先進技術和文化，對民族融合發揮了重要作用。”楊玉彬說。（記者 尚原野 實習生 許玉杰 文/攝）